南江北河耦合 大江大海共生

罗时进

(资料图)

■罗时进

文化共同体是一种人文意识，也是一种历史逻辑；是民族意志，也是精神动力。长江与黄河一道并称为中华民族的“母亲河”，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与精神特质。

从“限南北”到“通南北”——

地理关乎自然环境，具有物质性，也内蕴着社会因素，具有人文性。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文化共同体的深刻历史逻辑，使差异得以超越，在国家层面得到协调统一。

从春秋争霸开始，两河流域进入共构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过程，产生了最初的两元耦合的文化形态。彼时长江、黄河的地理轴线，也是古老中华文明的文化脉源，其间出现的儒学、道家等思想引导中国走进世界文明轴心期，并以本土文化的姿态，驱动历史不断演进、社会不断发展。

宋元以后直至清末，中国文化更多融入世界文化的因素。伴随南江北河的耦合与大江大海的共生，一种新文化质态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文人士大夫的中国观、世界观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耦合是相对分隔而言的。从地理地势上看，长江贯穿东西，似乎是天然的“限南北”的天堑。但从历史事实来看，长江并没有真正形成“限隔”，或者说所谓“限南北”的天堑总是处于被突破的状态。

唐代中后期，长江流域在经济上便已形成繁雄之势。此后，整个南方，沿江形成了一个从上海、南通、镇江、南京到芜湖、安庆、九江、武汉、宜昌、重庆的城市群，同步提升经济水平和贸易能力。

与之相伴，南北统一的政治观和文化观，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。元人杨维桢作诗云：“神禹划天堑，横分南北州。只今天不限南北，一苇绝之如丈沟。洪源发从瞿塘口，崄峡中擘争黄牛。括汉甲湘会沅澧，二妃风浪兼天浮。”当文化共同体成为人文理念，便会内化为一种信仰追求，成为历史发展必然趋势。

长江作为国家记忆，便是在变动不居的历史过程中缩小间差、消解排拒，发挥着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作用。

近代经济、文化、思想“前哨”——

近现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长江流域有关。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近现代，是长江流域变动、变革最为深刻的时期。侵略与抵抗、屈辱与雪耻、挑战与应对，构成了近现代长江历史的主旋律。

在这一历史旋律中，长江文化经受了从被动到主动的重构。主动重构需要一批成长于传统文化土壤而能够“开眼看世界”的先觉性士人，更需要维新复兴观念引导社会整体觉醒。长江文化的变革性精神特征、文化质态，由此得以重构和凸显。

近代以来，作为经济、文化、思想的“前哨”，长江文化的精神有更充分、更成熟的体现，表现出立命宏远、惟新竞进、格局开放、协同包容的精神特质。

立命宏远是一种寥廓广漠的地势气象，也是一种深厚宏大的文化胸襟和历史格局；惟新竞进是大江奔涌的自然生态，也是变动不居、惟新惟进的人文生态。

格局开放是旷宇叠波的“大陆—海洋”型地理环境，也是周流六虚、百川向海的社会风貌；协同包容是接纳南北、通贯东西的水脉物候，也是和合万方、刚柔并兼、异同相错的人间气度。

对长江文化的理解，需要辩证观、历史观，也需要现实感知、当代意识。长江与长江流域的变化，如长江原有的生态环境与现今的生态环境之变、长江流域原有的人口结构与现今的人口结构之变、长江沿岸原有的城乡面貌与现今的城乡面貌之变、长江空间原有的信息集聚与现今的信息集聚之变，改变长江文化的外延和内涵，使长江文化得到充实和诠释。

如此，在新的实践中演进、更新、丰富，展现生生不息的物质和精神的力量，真正实现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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